7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来说，向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月份。
    13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在详述了前半年中国经济政策与表现的同时，也让全世界盯紧了中国政府手中的“球拍”。
    特别是，眼下银根紧缩和通货膨胀的脚步一步步逼近的时候，在打出一连串“政策球”之后，接下来，握紧“球拍”的中国政府发出什么样的球，采取什么样的攻守方略，将直接影响未来半年内中国经济的走向。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无论采取何种攻略，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以及中国经济众多“两难”存在的态势下，“谨慎操作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政策操作风险”就成一种必然。
    而这一操作过程，本身就在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智慧与魄力。

通胀压力未来减轻？
    2011年上半年，通胀来势汹汹。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而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当月CPI同比上涨6.4％，涨幅创下3年来新高。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对本报表示，“上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非常大。”
    但上半年毕竟成为过去，“下半年物价走势如何？”这一问题正在被外界关注。
    对于上述问题，素来以“乐观”见长的国家统计局“代言人”盛来运表示，尽管6月CPI指数创出新高，但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值得注意，就是非食品价格指数涨幅在继续收窄。
    作为支持上述观点的例证是，3、4、5三个月，非食品价格的环比上涨推力在增强，但是6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与上一个月持平。
    并且，在表达上述“积极性”的同时，盛抛出后期保持物价稳定的五大有利条件，即夏粮增收、绝大多数工业品供过于求、6月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前期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显现以及翘尾因素将在下半年逐月缩小等等。
    同样，在“反映中国潜在通胀压力的主要指标，包括工业生产价格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投入成本项，正一直显著放缓”、“央行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连续加息”以及“中国政府今年为把快速上涨的价格置于控制之下已付出了足够的努力”等众多理论支撑下，一些经济学家表示，随着中国政府信贷不断收紧和过热增长逐步放缓，核心通胀压力开始减轻。
    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食品价格5月份的涨幅为11.7%，但6月份却上涨14.4%。且6月份核心非食品价格，创至少5年来的最大同比涨幅。“通胀已更广泛地蔓延至整个经济”也正在被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认同。
    对内，有观点认为，由于占CPI权重较高的猪肉价格仍在上涨，非食品价格也进入历史上涨最快的时期，通胀峰值或将推迟至3季度出现。对外，本来就高居全球首位的中国外汇储备在首季大增1970亿美元后，今年第2季度再度飙升，增加了1530亿美元。学界认为，大量现金涌入，在使得中国的通胀难题更加复杂的同时，也必将加大下半年的通胀压力。

经济下行风险
    紧缩货币政策之下，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
    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
    而这一迹象表现在今年1月份以来就是，主要经济指标进入下行通道，实体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逐月下行，包括淄博在内的国内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明显的例证，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PM I与汇丰PM I在6月份双双走低，分别环比下降1和1.5个百分点，收于50.9和50.1。其中，官方PM I突破28个月以来的历史低位，逼近制造业出现实质性收缩的临界点；汇丰PM I由于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意味着中小制造业企业正面临更为窘迫的生存环境。
    特别是6月份的外贸数据，出口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19.4%放缓至17.9%，隐含的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5月份的11.8%降至-18.5%；进口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8.4%降至19.3%，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5月份的10.9%降至-52.6%。
    上述“进出口双降，顺差扩大”的局面加之“消费数据持续下行，内需不旺”的客观存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愈发明显。
    但是，从增长与通胀的互动关系来看，控制通胀必将付出牺牲增长的代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根据中金公司彭文生研究团队的估算，如果GDP产出缺口降低1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率可以下降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H P滤波之后增长率的差值)降低一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率可以下降0.9个百分点。
    现实中，业内人士更多预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且程度有可能加剧。“第二季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将低于第一季度的9.7%，第三季度很可能落于9.5%以下。”《经济观察报》此前援引经济学家马晓河的话语称。
    国内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上述经济放缓，是政府为抑制通胀趋势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实施的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适度地放缓，甚至经济下行加剧是不可回避的过程。

宏观调控再度面临选择
    经济放缓迹象愈发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市场关于政策“超调”的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在GDP下行、CPI仍在上行的阶段，调控容易矫枉过正。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紧缩政策已经接近上限，无论从历史参照值，还是当下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来看，继续紧缩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因此，接下来，如何妥善处理控通胀和保增长的问题，就成为决策者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时思考的主要问题。
    这从温家宝总理本周接二连三的表态中不难看出，即在“控通胀”仍放首位的宏调基调不变前提下，“稳增长”亦渐升至同等重要地位，因此，综合国内外多名经济学家的观点，料偏紧货币政策取向在下半年将更侧重稳健，并会伴随结构性松动。
    日前，发改委方面就公开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应注意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节奏，即稳定政策，注意阶段性，审慎灵活，防止一刀切。
    所谓注意阶段性，就是不同的时期应根据届时的形势，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谓不要一刀切，是指应该针对不同的调控对象，出台有差别化的调控措施。
    而无论是“阶段性”还是“防止一刀切”，最为根本的还是保增长和控通胀。
    把经济稳增长提升至与控通胀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恰巧说明政策取向将从上半年以控制通胀为主，转向下半年强调控通胀与稳增长并重的方向。这也意味着上半年在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下明显偏紧的态势,将在下半年会更倾向于稳健,不会再有上半年那么频繁的收紧举措,而加大对农业和小企业信贷支持,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会出现定向性松动。
    不过,银河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张新法则表述了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经济形势座谈会的表述基本和前期一致，并没有把保增长放在首位，通胀仍是宏观调控的首任。他认为,面对通胀压力以及经济结构的冷热不均，调控政策还是不敢轻言放松的。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放松调控，还在等。当然是希望先见到通胀拐点及经济见底开始上行，再有所行动。

政策操作性风险
    在宏观调控如何选择的问题上，业内仍在争论。这种争论本身也从侧面反映出宏观调控进退取舍之艰难。
    造成上述艰难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两难”现象不断增加。
    这在国内高层近期的行动中可见端倪。7月11日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来到辽宁、陕西就经济运行有关问题进行调研，并在沈阳主持召开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在西安主持召开山西、河南、四川、陕西四省经济形势座谈会。
    其间，辽宁、陕西等8个省的负责人，钢铁、电力等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和宏观经济、金融、农业等领域的专家普遍反映，当前，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但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表现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曾经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流动性，在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涌入资金市场，为实体经济未来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流动性幻象，深刻警示着更深层的扭曲。
    经济形势的微变，决定调控的成败得失，这必然要求决策者在采取宏观攻略时，需谨慎操作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政策操作风险。
    目前，业界对宏调政策超调风险的担忧，实际上源于不能确定管理部门是否能够准确掌握调控的“度”，担心走向过紧；而一旦在国外经济形势出现震荡，或在某些不可控力的影响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发生显著下滑时，政策又仓促转向，从过紧跳跃为放松。
    一旦过早放松紧缩政策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将其概括为“政策操作性风险”。
    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在于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但现实中，某一宏观政策的多变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硬性干预市场现象，经常存在。
    被强化的调控，虽然在某一阶段，与某一指标或少数指标密切挂钩，但它常常忽视了从长期来看应该一直重视的政策目标，加强了对市场的干扰，反而使得宏观调控可能成为经济形势波动的一个主因，进而加大了政策操作性风险。
    而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不过，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以及中国经济众多“两难”存在的态势下。
    因此，对于决策者们来说，为规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性风险，未来，还需付出更多智慧与具备更大的魄力，以缩小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